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
宋 欧阳修
臣闻:“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故臣不避群邪切齿之祸,
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惟赖圣明,幸加省察。
臣伏见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
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臣虽供职在外,
事不尽知,然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良,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
指为朋党。欲动摇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众善
人尚在,则未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一二求瑕;惟有指
以为朋,则可一时尽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则难以他事动摇。
惟有专权,是上之所恶,故须此说,方可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无大过,
而一时尽逐。弼与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离间,必有以朋党专权之说,上
惑圣聪者,臣请试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谠论,闻于中外,天下贤士,争相称慕。当时奸臣诬
作朋党,犹难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数人,并在两府,察其临事,可见其不
为朋党也。盖衍为人清慎而谨守规矩;仲淹则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则纯信而
质直;弼则明敏而果锐,四人为性既各不同,虽皆归于尽忠,而其所见各异,
故于议事,多不相从。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谅,仲淹则力争而宽之;仲淹谓
契丹必攻河东,请急修边备,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来。至如尹洙,
亦号仲淹之党,及争水洛城事,韩琦则是尹洙而非刘沪,仲淹则是刘沪而非
尹洙,此数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谓天下至今之贤也。平
日闲居,则相称美之不暇;为国议事,则公言廷诤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见
衍等真得汉人所谓忠臣有不和之节。而小人谗为朋党,可谓诬矣。
臣闻有国之权,诚非臣下之得专也。然臣窃思仲淹等,自入两府以来,
不见其专权之迹,而但见其善避权也。权者得名位则可行,故好权之臣必贪
位。自陛下召琦与仲淹于陕西,琦等让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
学士,两命枢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恳让,让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坚。臣但
见其避让太繁,不见其好权贪位也,及陛下坚不许辞,方敢受命,然犹未敢
别有所为。陛下见其皆未行事,乃特开天章,召而赐坐,授以纸笔,使其条
事,然众人避让,不敢下笔,弼等亦不敢独有所述,因此又烦圣慈,特出手
诏,指定姓名,专责弼等条列大事而施行之,弼等迟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条
数事。仲淹深练世事,必知凡百难猛更张,故其所陈,志在远大,而多若迂
缓,但欲渐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虽锐,然亦不敢自出意见,但多举
祖宗故事,请陛下择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
弼等,蒙陛下如此坚意委任,督责丁宁,而犹迟缓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
巧谮,已曰专权者,岂不诬哉!至如两路宣抚,圣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国之
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劳困及于天下。北虏乘衅,违盟而动,
其书辞侮慢,至有贵国祖宗之言。陛下愤耻虽深,但以边防无备,未可与争,
屈意买和,莫大之辱。弼等见中国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进用之恩,故
各自请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惮勤劳,欲使武备再修,国威复振。臣
见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权以御四夷,未见其侵权而作过也。
伏维陛下睿哲聪明,有知人之圣。臣下能否,洞见不遗,故于千官百辟
之中,特选得此数人,骤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
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
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圣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际,恩礼各优。今仲
淹四路之任,亦不轻矣。惟愿陛下拒绝群谤,委任不疑,使尽其所为,犹有
裨补。方今西北二虏,交诤未已,正是天与陛下经营之时,如弼与琦,岂可
置之闲处?伏望陛下早辨谗巧,特加图任,则不胜幸甚。
臣自前岁召入谏院,十月之内,七受圣恩。而致身两制,方思君宠至深,
未知报效之所,今群邪争进谗巧,正士继去朝廷,乃臣忘身报国之秋,岂可
缄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