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论

宋 苏辙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
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
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
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
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字，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
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
外重。外重之弊，诸候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
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
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
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
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颐指如意，虽李
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
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
乃大封候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
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
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
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
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去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
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
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
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
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
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
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
而不可一轻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
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
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予制之也。贞观之际，
大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朝
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
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
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忠。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
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而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
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以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
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
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
本末，猥以成败之遗纵，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悍将皆为天下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
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
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
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
十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自以为威振四方，然刘从
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肆。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
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
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